历史的长河中，每逢春节至元宵节期间，临泽农村的民间社火中活跃着一种古老而原始具有地方特色的群体秧歌舞。表演时不在室内而在室外，不搭舞台而在露天广场就地演出，喜闻乐见很是随便。人们称为老古式秧歌。就是这种老古式秧歌，古往今来，年年老套套，岁岁大火爆，千百年来，生生不息，耍者爱耍，看者爱看，玩者爱玩，久经不衰。显见这一民间艺术形式有着顽强的生命力。笔者儿时，曾多年参与这种秧歌活动。 

    一伙秧歌的角色，依次由四个鼓子（男性），四个腊花（旦）、四个棒槌（男性），两个节子（小丑）、两个蛮婆（丑旦）、两个公子（小生）、膏药匠、大头和尚、柳翠（尼姑）共20多人组成。 

    各角色的服饰和形象：鼓子是秧歌队中的领头，头带红色或黄或白尖顶向前弯弧形状的鹿角毡帽，身穿筒式恺甲的黄马甲，左腕系小鼓，右手执鼓槌；棒槌，双手挥舞棒槌，化妆各不相同的武将脸谱，头带弥勒缯巾，背插将军旗，双腿配挂靠腿，挂胡须，称四大天王；花，也叫腊花女，头饰像营伎，身穿花袄，腰系罗裙，手持小铜锣；节子头带弥勒缯巾，小白花脸谱，身穿“百家衣”（兰白布相间的长褂）手执木棒，棒上凿几节空槽，装置有铁杆穿着的铜钱或铁片，摇起来咔嚓作响；蛮婆扮演相貌丑陋，又像巫婆，耳朵坠挂着辣椒或红枣，胳膊腕上挂个篮子。 

    秧歌表演时各角色排列次序，按鼓子、花、棒槌、节子、蛮婆等依次跟进形成队列，鱼贯而行。接着是锣、鼓、钱等器乐组成的打击乐队。打击的锣鼓谱点有常点子、三点子，最能激励表演者士气的是五点子，听“丁川川，丁川川，丁啊，丁啊，丁川川。”这种锣鼓点子令人一听就会身不由己手舞足蹈起来。别的集体舞蹈表演，各演员举手投足的动作是统一行动的，这种秧歌表演队形队列的变换是统一的，而每个演员的表演动作提手投足却是各作各的。鼓子，左手执小鼓，右手提鼓槌，弯腰屈膝左扭右摆，边走边跳边敲鼓，随着跳跃的舞步手上的小鼓（约一尺长，六寸粗）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忽前忽后，动作异常的活跃敏捷，干练利索。花，手执小锣，紧跟鼓子，轻盈飞快的碎步边走边敲小锣。节奏整齐，敲击中的小锣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像飞燕一样闪闪翻动。有时和鼓子对舞，相映成趣。棒槌，跟在“花”的后面摇晃着手中的棒槌，双腿轮换跳跃。节子跟着棒槌，手执霸王鞭，边走边跳边在自己的双肩、双臂、双腿上敲击，发出咔嚓咔嚓的节奏声，绕有风趣。蛮婆跟在节子后面，手执布料制做的一尺长的锥形的软鞭，这而捣一下，那儿戳一卞，作些扭扭摆摆的丑态逗人发笑。大头和尚戏柳翠，在秧歌群体的外围。这一男一女，前仰后合，忽儿男进女退，忽而女诱男追，对扭打浑，配合默契，动作夸张。滑稽幽默的表演和舞蹈，既为表演场境增添戏嬉欢乐气氛，又起着维持场地秩序的作用。 

    表演程式严谨复杂，队形队列变化多端，忽儿绕圆圈，忽儿是一字长蛇阵，忽儿分成两班，忽儿是四路纵队。秧歌舞蹈套路有“过街”、“辫蒜”、“黄河湾”、“金龙狂舞”、“半个城”、“ 子形”、“剪字形”、8字形”、“风拨云”、“席筒”；还有“一条龙”、“两技梅”、“三岔口”、“四门斗敌”、“五行阵”、“七星剑”、“八阵图”、“九连环”、“十面埋伏”等十几种。要是四伙秧歌合在一起表演可跳七十二种套路。从名称到表演程式，各地大同小异。为了展现各角色的演伎分别由四个“鼓子”进行对演，四个“花”对演，四个“棒褪”进行对演，均各显其能。 

    在秧歌队整体活动的间隙，有一个卖膏药的角色即兴生情见啥编啥，随编随唱，演唱贺岁歌。其主要内容多为贺新春、拜大年、颂太平、庆丰收、恭喜发财、企盼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好年景的话语。也免不了一些粗俗淫秽的词语。如旧日嘲讽大脚妇女唱道“正月十五庙门开，大脚婆姨上香来，人没进来脚进来，神仙吓的站起来”。再则说一些假话、空话、大话逗人发笑。比如说：“三十黑咧月光明，八月十五黑咕窿；天上无云下大雨，树梢不动刮大风，刮得石头满街滚，刮得鸡蛋不能动，鸡蛋就把石头碰，石头碰了个大窟窿，石头破了用针缝，鸡蛋破了钉子钉。”在那文化落后的历史阶段，说些粗俗之言，能引得众人哄堂大笑，只要能为人们带来欢快也在情理之中。再如，“车门楼子西吊桥，吊桥底下一座庙，庙里阴潮生跳蚤，跳蚤浑身都是宝，跳蚤油，炸油糕，跳蚤尾巴挽鞭稍，跳蚤皮，缝皮袄，跳蚤骨头搭座桥……”这种熔戏剧表演、民间舞蹈、民歌演唱于一炉的表演形式，通过程式化的队形队列变化表现出特定的内容，紧锣密鼓、张驰有度，表演一场足有两个小时。 

    看过这老古秧歌的角色组成、表演程式、表演内容、舞蹈形式、服饰道具，便令人感悟到这种秧歌是经过历史长河的冲刷沉淀的古代军旅乐舞与地方文化、宫廷乐技与民众娱乐，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娱乐乃至神话的大融合。 

    千百年来这种老古式秧歌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代一代的演唱，祖祖辈辈流传，久经不衰，给人们带来了欢乐，但对其源头文化底蕴的内涵很少有人探索。民间相传不知什么朝代，老百姓为了掩护一位爱民如子的国王脱险，让国王扮为春官，文武大臣扮为鼓子，殡妃扮为（腊花）女，士卒扮成“棒槌”组成秧歌，吹吹打打混出城去。传说必竟是传说，但它寓寄着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则说明这一民俗文化形态是本地的“土特产”品，它能在这块土地上流传下来自然有其历史根源文化渊源。在汉武帝开发经营河西以前，河西走廊曾是羌族的驻牧地，而临泽位居河西走廊蜂腰地段，其中的昭武古地正是月氏、匈奴的活动中心，时间长达数以百年，其经济、文化、军事等活动必然在此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汉唐以来，许多朝代因封建军伐割据纷争或保卫边防等需要，都有军队长期在这里驻防，屯垦营马。如倪家营、梨园营、平川营、什家营、马营坡等地名就是例证。所以说古代军营文化留在当地的影响也是一种因素。从参观过的古刹庙宇和窟洞中魏晋五凉时期的壁画中的乐舞姿态及部分服饰和本地老古式秧歌非常相似。由此联想早在魏晋十六国时期就已经有了这种秧歌。当时不叫“社火”秧歌，而叫“秦汉伎”。“秦汉伎”经长期流传，逐渐演变成了隋唐时期在民间和宫廷都非常流行的“西凉伎”。隋、唐史书《音乐志》中说：《西凉伎》“盖凉人所传中国旧乐而杂以羌胡之声也”。唐教坊大曲“立部”中的《庆善舞》和《破阵乐舞》是在《西凉伎》基础上改编而成的室外乐舞。表演时“箕张翼舒，交错伸屈，首尾互回以像战阵之形”。我们这里的老古式秧歌中“四门斗敌”中的队形变化和莫高窟窟洞唐代壁画《破阵乐舞》的武士队形相似。其中的鼓子角色头带高高的向前弯曲的鹿角尖顶毡帽，身穿黄马甲，腰系战裙（垂挂于大腿外侧的两块硬壳）服饰和秧歌舞中“五行阵”、“八阵图”、“一字长蛇”阵等交错伸屈，首尾互回相顾的队列队形变化的舞蹈形式也相似。还有才思敏捷、口齿伶俐而又十分熟悉社火表演程式的膏药匠担任着表演现场的指挥。这一角色起初穿着普通道袍或八卦衣，腰带串铃，手执令旗，显然是军师，只要他手中的拨浪鼓和串铃一摇，秧歌就要变换队形队列，这正好与其担任秧歌队总指挥的身份相吻合。后来作游方郎中装扮，串铃变成了拨浪鼓。令旗还在保留。鼓子所戴的弯弧尖顶毡帽属于“胡服”，这在墩煌壁画中都可以找到较多的印证。马甲是恺甲的简化形式，战裙是骑兵服饰。秧歌队伍中鼓子角色是领头，像将领。（腊）花女的头饰和营伎的头饰非常相似。秧歌的这种男女混舞和服饰的汉、胡杂揉的情形，在古代多民族杂居的临泽乃至河西走廊是符合历史的。蛮婆、节子和公子可能是为适应老百姓的习俗在演化中加进来的原始角色，从扮相看，一个为面貌丑陋的麻脸婆，一个为戏剧小丑。 

    春节期间的民间社火是传统文化之一。除自娱自乐外，还是为了祭社神，其目的为了躯邪祈福，鼓舞以乐诸神，希图来年吉祥如意、四季平安、风调雨顺。因此社火队伍中有神的角色—四大天王，也在情理之中。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人们文化素质的逐步提高，可以看出民俗文化在传承流行过程中弃旧图新，缓慢而又不间断的改革与演变的情形。综合上述历史迹象表明，老古式秧歌显然是保存了魏晋十六国时期的部分《秦汉伎》和部分唐代《西凉伎》原始风貌的军旅乐舞，其服饰和舞蹈动作汉、胡杂揉，带有异常鲜明的多民族色彩和作为汉唐边防要地的河西走廊所特有的地域风情。因此可以说，这种老古式秧歌是保存较完整的具有“活化石”价值的古代民俗文化形态。是研究河西古代文化的参考事象。